宗教与民族

实证研究当代宗教与民族问题
——第二届宗教社会科学暨“宗教与民族”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民族报记者付叶宏

2005年7月25至27日，以“社会学视野下的宗教与民族问题研究”为主题的第二届宗教社会科学暨“宗教与民族”学术研讨会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经过广泛的交流与探讨，会议倡导以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学方法，实证研究当代的宗教与民族问题。民族与宗教是当代世界极为活跃的社会因素，对现实生活做科学地实证研究是目前国际学术界的重要走向，同时民族和宗教问题的研究兼具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

实证研究对我国宗教与民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的宗教与民族研究集中在哲学、史学等领域，对当代宗教与民族的科学研究相对薄弱，与社会需求和学科发展的要求有比较大的距离。特别是随着宗教和民族政策的落实，现实生活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有时甚至成为影响社会全局的热点问题，总结中国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本土经验对于学科理论建构也具有重要意义。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这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价值。从国际视野看，所有的全球性重大问题都与民族和宗教有关，因此科学地把握变化就必须有系统的民族与宗教科学的理论方法的训练，这是本次大会的意图所在。

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包括3个方面：一是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当代中国的宗教进行了研究。如美国普度大学的杨凤岗先生的《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基督徒伦理》、台湾东海大学赵星光先生的《都会地区组群的宗教变迁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刘海涛的《基督教与中国民间宗教的互动及影响》、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杨骁勇《社会互动过程中的基督徒信仰选择》，这些论文体现了这个学科的发展方向。第二个方面是关于民族宗教的研究，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福泉教授《纳西族东巴教的多元宗教因素论》、云南民族大学张桥贵教授《云南跨境民族中的宗教渗透与反渗透研究》、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伍呷教授《宗教与民族认同感》、云南民族大学徐祖祥教授的《试论道教瑶族化与瑶族文化道教化的途径与原因》，以及来自美国的高登·马尔腾教授提交的对在卫理会中非洲裔美国人的研究等等。第三个方面就是对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如上海大学李向平教授的论文《宗教社会性及其表达——中国宗教社会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云南民族大学杨国才教授的《妇女与宗教》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魏德东先生的《宗教社会科学的界定及意义》等。

宗教社会科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

宗教学的研究路径，杨凤岗教授认为有3条：其一是从宗教内部进行的佛学的、神学的宗教学研究；第二条就是人文学的进路，用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宗教；第三条就是用社会科学方法用实证观察、调查研究、系统地搜集数据、进行分析，提出社会学解释的方法。第三种方法在中国正处于起步阶段，以前有前辈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现在引进和介绍这几十年在西方有很好发展的理论和方法。近几十年来，西方宗教社会学出现了一种新的范式，把宗教的研究更加规范化、更加科学化，用实证研究为根据进行理论的总结。这种理论就把宗教现象——宗教组织、宗教个人的行为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来研究，就像经济现象一样有自身内部的规律，它的消长、需求与供应是有它自身的规律所在，不是完全凭着人的主观愿望所能达到的效果。另外关于民族与宗教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中国与美国都是多民族与多宗教的国家，在美国它们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

在谈到宗教社会科学基本理论问题时，李向平教授指出，宗教学术界取得的一个共识是把实证研究纳入到一个专业领域看。在当代中国，借助于欧美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各个宗教的情况下，中国宗教也从“鸦片论”、“适应论”、“文化论”走到了“结构论”，就是把宗教作为一个社会体系，把它作为客观的社会现象、社会秩序、社会认同来研究，从现实角度、从专业的发展要求都得到一个共识的过程。这次研讨会恰好对应了现实的、社会的宗教发展的需求和学术界学科发展前沿增长点的要求去做的。李教授提出他一直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是解读和理解欧美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基于中国的宗教经验和他本人做的田野研究，他认为当代中国当代的宗教都有一个社会性的表达问题，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社会或者沿袭着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和宗教与社会关系的模式下，中国的宗教如何在国家与市场、或者在传统的社会中天下与宗族、或者在近代社会转型中民主与革命这么一个模式下，取得真正的社会形式。也就是韦伯讲的形式理性所表达出来的社会组织，这个组织也许是国家权利、也许是市场因素的双重或多重渗透构成的团体宗教，或者是当代中国的场所宗教，他体会成宗教社会性的表达。他认为研究路径有两个：一个是宗教的社会学研究，一个是社会学的宗教研究。第一个层面就是把宗教作为一个社会秩序、社会群体、社会认同来看待的，通过宗教来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以及变迁以后的结构；另一个就是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宗教本身，如教会、教会组织结构、宗教的表达形式、信仰等。他力图把两种路径结合起来，既说明宗教本身，同时来看国家与社会的变迁。

中国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应有自己的目标导向

作为长期关注中国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的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宗教学系主任何其敏教授根据所掌握的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指出，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研究的主要方面是在解释社会系统的活动，但是这个解释不能离开目标导向。在中国，宗教或宗教文化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宗教研究在中国又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导向，何教授认为这一点会确定应该进行怎样的研究和研究的可能性。从中国的文化背景来看，是把宗教和教化放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无神论教育的普及在中国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中国对宗教的理解失去了传统的教化意义。当西方的宗教学的理论进入到中国以后，西方把宗教作为核心价值讨论的这个背景，中国是不具备的。一直以来在中国，宗教都是处于社会变革和发展边缘的现象，所以我们不可能像在西方那样把它放到一个核心的地位去讨论。这样一个位置使我们去考虑当我们进行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研究的时候，必须给自己的行动一个意义，比如我们必须回答，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为什么很重要？哪些内容很重要？如何保护这些很重要的文化？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行动意义的问题。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在旅游的冲击下，它的神圣性降低、表演性增加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待少数民族对自己宗教文化的选择？我们的目标定位于我们对于少数民族的理解还是定位于少数民族群众对于他自己文化的理解，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不能离开人文科学基础定位的。我们还要注意到中国的研究情况中社会发展目标一直引导着学界的研究，它在指导着我们为什么研究以及研究出怎么样的社会发展模型，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所以保持一个完全客观的立场是很困难的。一是我们需要警惕对自己研究对象的“人格”特征的日渐模糊，甚至于要把对象化为一些可以用自然科学方法量化的性质。二是需要在社会、个体、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联方面有所创新，才能取得研究成果。前者，需要理解和感情，避免问题的“冷酷”和不近人情，后者则需要比较深厚的哲学、宗教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

宗教社会科学应该采取多学科综合研究方式

此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魏德东先生的《宗教社会科学的界定及意义》全面阐述了宗教社会科学这个学科本身。他指出就研究对象而言，宗教本身是属于人文学范畴的，是人类信仰现象的表现；宗教学有所不同，是宗教科学即宗教的科学研究，为了不使人误解为“宗教是一门科学”，所以称之为“宗教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科学，宗教学大约有4个要求：规律性、经验性、解释性以及对事物有一定的预测性，同时作为社会科学它还有其自身的特点，巴克教授概括为由于对象与研究主体的互动关系，它所追求的科学研究是相对的，它有一个基本的解释，由一些原始的素材组成的，更重要的是，它的衍生的解释可能就会受到人们主观故意性的影响。分支学科包括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经济学。原来这些学科是分别在其他学科之下的分支学科，当我们提出宗教社会科学的概念后，它们就不再是其他学科的分支学科，而成为宗教社会科学下的分支学科。他非常认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纳麒院长的观点，即认为对于宗教现象问题的研究仅仅用一个学科是不够的，可能在一篇论文中需要运用多种学科的方法，是一个综合运用。并且研究宗教的意义时，实证研究还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新兴宗教的研究会丰富对宗教概念的理解。中国宗教还是有其特性的，如何概括中国宗教的特性，魏先生认为主要还是实证研究、经验研究，而不仅仅是坐在书斋中根据经典推导，那是不够的。实证研究还可以帮助社会对宗教有客观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对宗教的发展作出预测。宗教社会科学如果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等综合方式对中国宗教特别是新兴宗教以及宗教的现代表现作出一个系统的质化和量化相结合的研究的时候，政府对宗教问题的决策的科学性会大大提高，这也是学术工作者重要的责任。

此次活动由云南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共同主办。来自北京、云南、天津、四川、台湾以及美国的学者60多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