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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3年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项目述记 香港中文大学 邢福增 课题研究成果 蒙邓普顿基金会慷慨资助，本课题成员才可以多次前往北京进行田野调查。我们的课题以北京当代多元基督教为研究对象，探讨不同类型教会与公民共同体的关联性。2011-2012年间，基于对50多人的深度访谈、30多间家教会及几十次宗教活动的参与观察，形成访谈记录与观察日记近百万字。在分析资料基础上完成一篇项目论文（英文），以及四篇学术论文（中文）。五篇论文，有四篇向有关学术期刊投稿，其中有一篇已被接受，其他三篇仍在审稿中。此外，我们也曾在香港中文大学相关课堂作教学分享，日后亦计划于公开讲座中将研究成果公布。 工作坊收获 参与三次工作坊，我们受益良多，主要有四方面。第一，工作坊讲员多是国内外宗教社会科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他们深入浅出的知识讲解与解惑答疑，让我们很快把握该领域的精髓。第二，工作坊学员之间互相学习与砥砺，这一学术共同体促使我们有效提升研究的水准。第三，对我们课题组而言，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对当地宗教团体与宗教活动的实地考察。 我们曾多次深入社区，观察不同类型宗教团体，包括基督教会、天主教会以及伊斯兰教等，还有宗教背景的社会服务组织，以探究宗教性组织的运作。上述实地考察为我们的中国宗教研究提供第一手的田野资料与参照体系——自由开放社会中的宗教运作。第四，工作坊特别针对期刊论文写作的讲解，有助我们撰写学术论文时，更能掌握国际级别期刊的要求，提升论文的质素。 课题对中国宗教与社会的研究的特别贡献 对中国基督教与公民社会研究，从研究路径而言，自由主义进路的研究是主流话语，社群主义进路的研究基本是一个空白，本研究是社群主义进路研究的有益的尝试。其次，从研究对象而言，本课题对当代中国基督教进行分类与比较研究。市场经济、城市化及国家对宗教不同程度的管制，导致中国基督教出现多元发展的格局。即使家庭教会亦很难成为一个有效的、统一的分析单位。 本研究对中国基督教重新进行分类。最后，社会科学一些重要概念与理论其内涵在中国处境（context）中得到验证与修订，如普特南（Putnam）的公民共同体、滕尼斯（Tönnies）的共同体与社会等。 邓普顿基金会协同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推动的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其意义非凡。CSSP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CSSP致力于生产属于人类的知识，而非某个集团所垄断的「知识」。还在于透过是项研究，纠正对待宗教及宗教研究的意识形态捆绑，而这种捆绑往往是非理性与反理性的。

澳门大学 郝志东   本人主导的关于港澳台沪天主教的公共参与课题已经基本结束。我们研究过程与发现总体如下。两岸四城的天主教公共参与程度不同。我们把公共参与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社会服务，二是社会批评（香港人通常叫社会行动）。我们发现香港、澳门、台湾的社会服务都比较全面，包括学校、医疗、老人服务中心等等。但是上海的社会服务相较而言，很不发达。这和1949年之前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那时上海有天主教的大中小学校、医院等等。而现在类似这样的天主教的独立机构都不允许存在。在社会批评方面，香港独树一帜。天主教在香港的民主运动中表现出色。但是台湾、澳门的天主教对本地的政治与社会发展很少发声，影响也很小。如果大陆这样还可以理解，但是台澳如此就需要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了。   于是我们在两岸四城做了问卷调查以及访谈，发现影响天主教公共参与的因素有政治因素、文化因素，以及个人因素。上海天主教的公共参与程度低和政治因素有很大关系。但是澳门和台湾在政治上都没有什么制约，为什么社会批评的程度都很低呢？我们发现文化因素无疑对天主教会的公共参与也有影响。比如中国文化注重内修、讲究等级界限，和天主教的文化有契合之处，会对天主教的公共参与有影响。各地天主教对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解释也会直接影响本地教会的社会批评。港澳台社会运动的文化也对天主教的社会批评有所影响。但是台湾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文化并没有对天主教的社会批评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们在分析中又加入了个人的因素。的确，神父，尤其是主教，对社会批评的态度会直接影响教会在这方面的公共参与。这在港澳台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香港天主教的公共参与非常突出，而其他地方则不然。   但是，从整体来看，的确政治、文化、个人因素都很重要，而且三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各地天主教公共参与程度的参差不齐。这也就是我们的分析模式，即“政治、文化、个人机会结构”模式。换句话说，政治、文化与个人的因素在公共参与这个问题上，既可以提供可能性，也可以形成制约。这些因素本身处在变动之中。因素之间也会互动，通过互动，来决定机会的大小。我们认为这个模式对各地天主教公共参与的程度不同有一定解释力。其实对其他宗教的公共参与，也应该有一定的解释力。   对研究的成果，对理论与方法使用，我们都比较满意。当然这除了课题组成员的努力之外，还得益于在工作坊上很多专家的现身说法，以及各位同仁，尤其是杨老师，对我们课题的批评指正，横挑鼻子竖挑眼，使我们的课题受益匪浅。所以成就应该归功于大家。 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个团队，我已经多次向凤岗表示祝贺，并欣赏他的努力。反观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其他方面，比如族群问题、性别问题、阶级问题等等，都似乎没有这样一个完整的团队。这是令人遗憾的。按说宗教问题和其他问题一样，都很敏感，为什么在其他问题上没有如此干练的一个个团队呢？当然作为个体的研究，不少人在不少的方面还是有不少的成就的。但是作为研究一个个问题的团队，我总感觉到有很多不足。或许我们需要更多像凤岗这样有激情、有理想、有干劲的学术领头人！   总之，希望今后的宗教社会学研究蒸蒸日上，对中国的社会发展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正能量。

2010—2013年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项目述记 华东师范大学 李向平   宗教社会学与宗教社会科学，在当代中国的宗教学研究之中，曾经是边缘突起，目下却是宗教研究的生力军之一，渐渐形成了宗教神学哲学、宗教 人文研究与宗教社会研究的“三位一体”格局。杨凤岗教授及其主持的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中心，十年如一日，功德无量，致力于推动中国宗教社会学与宗教社会科学的研究，影响深远，促使当代中国宗教学的研究，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构成了独特的宗教社会学与宗教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与专业特征。   在此过程中，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持的“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项目”，共计16项，历时三年，分别从当代中国之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民间信仰及其宗教社会研究理论与方法，予以了不同程度的专题研究。三年以来，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基于上述十六项研究课题，先后主办了三次中国宗教与社会工作坊，每次历时1月整，紧紧围绕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诸项课题，设计并展开了一系列课程讲论，进而构成了这一系列课题及其工作坊的主干。   在这些课题的研究及其讲论之中，杨凤岗教授分别邀请了国内外宗教学、宗教社会科学、宗教社会学研究等领域中的著名学者，从宗教研究不同领域的社会理论及其研究方法，使得课题研究与工作坊紧密整合，把每一位课题的承担者及其研究发现与各位著名研究者的研究问题整合起来，既使课题研究渐渐深化，同时也使国内外宗教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得以在不同程度上进入新的研究视域。就其学术领域而言，这些工作坊包括了宗教与美国政治、宗教与公 民社会、宗教政治学、公民社会与中国宗教研究、以及近年来新发展起来的宗教空间研究等课程与讲论，先后涉及了灵性资本、宗教信仰、宗教态 度、宗教心理、宗教行为以及宗教政治等层面，既有学术视野的拓展，同时也有重大理论或现实问题的讨论，包含了宗教社会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前 沿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分析与讨论。 结合上述理论与方法的讨论，课题成员则针对宗教社会科学、宗教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适当地结合了当代中国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国宗教研究的问题与难点。在研究方法论层面，则能够进一步把相关领域之理论概念予以操作化，从而为中国研究提供了相应的方法论示范效用。   特别有意思的是，参与这一工作坊的学者们均能联系各自的研究兴趣与学术积累，自由交流，十分活跃地参与了各项课程的讨论，甚至是热烈的争论。可以说，理论方法的启迪，学术视野的开拓，以及研究经验的互动，使这一中国宗教与社会工作坊各课程的讲论，呈现了宗教社会科学、宗教社会学领域 中一次颇具特色的专业互动。个中意义与价值，不仅是对于各位学者所承担研究课题的深入进行，同时对中国宗教社会学、中国宗教社会科学的专业建构，均已构成深远的学术影响。   非常荣幸的是，我作为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主持者，亦经由多次匿名评审，最后中标，进而承担了这个系列项目之中唯一的非个人项目，即由研究中心承担的项目——《长三角地区信仰与宗教信仰现状的调研》。   在承担与进行该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以人神关系及其“信仰”为核心概念，涵盖了目前国内所认可的五大宗教乃至民间信仰等信仰关系，同时也拓展了对于信仰与宗教信仰等研究问题及其相关领域，超越中国此前宗教社会学研究大多局限于体制宗教、或偏重民间信仰的固有进路，以较为宽广的方法论视角探索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信仰类型”与“信仰关系”现象。   经过问卷调查，我们不仅基本把握了长三角地区五大宗教信仰的具体情况，同时也揭示了各个宗教自身的信仰特征在当前的社会认同现状，进而比较不同信仰与宗教信仰类型，揭示当代社会生活中不同信仰类型之间的认同或差异，更深刻地揭示不同信仰类型之间的复杂关系。   调查数据显示，在本次调查的总样本3000人中，有932人（31.1%）的受访者选择有明确的宗教信仰认同，其中，信仰佛教人数最多，有823人，占27.43%；信仰基督教81人，占2.70%；信仰天主教9人，占0.30%；信仰伊斯兰教12人，占0.40%；信仰道教7人，占0.23%。另外，在受访者中，无神论者有1143人，占38.10%；没有固定信仰，偶尔拜拜佛的535人，占17.83%；其他信仰21，占0.70%；没有本人想要的神可信369人，占12.30%。（参李向平等主编《中国信仰研究》，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我们的研究表明，当代中国信仰与宗教信仰在实践层面上的表达，既存在于建置宗教之中，呈现为体制性的表达方式；但是也超越了固有宗教组织及其体制，深嵌于中国文化脉络和日常生活情境中，同政治、经济及其它社会变迁形成复杂的互动，并进一步建构了信仰与宗教关系在当代社会中的各种表现形态。另一方面，我们深深体会到，研究当代中国信仰及其实践关系，应具有更宽广的视野与方法层面的讨论。在充分了解各信仰类型与宗教之社 会实践特征的基础上，摆脱固有研究论著及其研究方法某些局限，以揭示不同信仰传统、信仰范畴以及信仰层次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真实把握中国信仰的实践逻辑。   基于这一研究课题，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训练了一个研究团队，启建有 《中国信仰论坛》及信仰研究网站（www.chinabeliefs.org），主编有《中国信仰研究》辑刊 （已出版三辑）、以及《信仰但不认同——当代中国信仰的社会学诠释》、《中国信仰社会学论稿》等相关论著，进而在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基础上，在紧贴国际学术界灵性与社会、 “灵性社会学”(Sociology of Spirituality)等学术发展趋势的同时，试图建构信仰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