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大学 郝志东

 

本人主导的关于港澳台沪天主教的公共参与课题已经基本结束。我们研究过程与发现总体如下。两岸四城的天主教公共参与程度不同。我们把公共参与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社会服务，二是社会批评（香港人通常叫社会行动）。我们发现香港、澳门、台湾的社会服务都比较全面，包括学校、医疗、老人服务中心等等。但是上海的社会服务相较而言，很不发达。这和1949年之前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那时上海有天主教的大中小学校、医院等等。而现在类似这样的天主教的独立机构都不允许存在。在社会批评方面，香港独树一帜。天主教在香港的民主运动中表现出色。但是台湾、澳门的天主教对本地的政治与社会发展很少发声，影响也很小。如果大陆这样还可以理解，但是台澳如此就需要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了。

 

于是我们在两岸四城做了问卷调查以及访谈，发现影响天主教公共参与的因素有政治因素、文化因素，以及个人因素。上海天主教的公共参与程度低和政治因素有很大关系。但是澳门和台湾在政治上都没有什么制约，为什么社会批评的程度都很低呢？我们发现文化因素无疑对天主教会的公共参与也有影响。比如中国文化注重内修、讲究等级界限，和天主教的文化有契合之处，会对天主教的公共参与有影响。各地天主教对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解释也会直接影响本地教会的社会批评。港澳台社会运动的文化也对天主教的社会批评有所影响。但是台湾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文化并没有对天主教的社会批评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们在分析中又加入了个人的因素。的确，神父，尤其是主教，对社会批评的态度会直接影响教会在这方面的公共参与。这在港澳台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香港天主教的公共参与非常突出，而其他地方则不然。

 

但是，从整体来看，的确政治、文化、个人因素都很重要，而且三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各地天主教公共参与程度的参差不齐。这也就是我们的分析模式，即“政治、文化、个人机会结构”模式。换句话说，政治、文化与个人的因素在公共参与这个问题上，既可以提供可能性，也可以形成制约。这些因素本身处在变动之中。因素之间也会互动，通过互动，来决定机会的大小。我们认为这个模式对各地天主教公共参与的程度不同有一定解释力。其实对其他宗教的公共参与，也应该有一定的解释力。

 

对研究的成果，对理论与方法使用，我们都比较满意。当然这除了课题组成员的努力之外，还得益于在工作坊上很多专家的现身说法，以及各位同仁，尤其是杨老师，对我们课题的批评指正，横挑鼻子竖挑眼，使我们的课题受益匪浅。所以成就应该归功于大家。

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个团队，我已经多次向凤岗表示祝贺，并欣赏他的努力。反观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其他方面，比如族群问题、性别问题、阶级问题等等，都似乎没有这样一个完整的团队。这是令人遗憾的。按说宗教问题和其他问题一样，都很敏感，为什么在其他问题上没有如此干练的一个个团队呢？当然作为个体的研究，不少人在不少的方面还是有不少的成就的。但是作为研究一个个问题的团队，我总感觉到有很多不足。或许我们需要更多像凤岗这样有激情、有理想、有干劲的学术领头人！

 

总之，希望今后的宗教社会学研究蒸蒸日上，对中国的社会发展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正能量。